2022年4月10日，《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明确了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推动增长，把我国巨大的需求潜力充分转化为实际需求，激发大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实现国民经济良性运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要抓住“全国”“统一”“大市场”三个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积极投入到经济发展大潮中，有效推动了各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初步形成。比如，我国日用品等普通商品基本已经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物美价廉，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但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各自为战”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采取了鼓励本地企业生产、限制外地产品进入等地方保护主义举措，人为地进行地区封锁，割裂了全国市场。比如，汽车产业是很多地方的支柱产业，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牌照管制等方式限制外地汽车的销售，进而保护本地汽车行业，让国内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医药制造行业的小企业和地方品牌较多，但限于地理位置原因，患者异地就医诊疗的难度和成本较大，也存在着市场分割状况；金融、保险、旅游等服务业难以进行远距离供给，也具有显著的本地属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彻底清除这些市场分割现象，聚焦于“全国”，形成“全国一盘棋”。

  “全国一盘棋”不是否定地方利益，而是承认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妥善处理各地区利益协调的问题，促进区域合作与良性竞争。目前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整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则整体处于追赶阶段，这就决定了东中西部在全国统一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同时，“全国一盘棋”不等于整齐划一，消灭差异，相反，还要继续鼓励各地因城施策，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本地企业面向全国市场，提升市场竞争力，既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又自行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纠偏纠错。限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可以分层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可以立足当地，首先实现省内市场一体化，然后通过省际间的开放竞争，建设区域统一大市场，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各主要区域的开放竞争，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全国一盘棋”不是“闭关自守”，不是封闭运行，而是与国际大市场相融通，着眼于“国内国内双循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必须对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制度规则，不断完善国内市场体系，推动中国更高水平的开放，并在开放中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促进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以中国强大的国内市场增强对全球的吸引力，吸引国外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涌入国内市场，有效拉动中国技术进步和创新。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就通过国内区域协调发展与沿线国家市场有机联系，促进物资、人员、信息的互联互通，促进世界市场一体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统一”的内涵和外延是丰富多样的，包括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的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以及市场的监管要公平统一等五个方面。

  制度规则要统一。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只有具有统一的规则，市场经济才能有序运行。当下我国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仍旧面临着严峻挑战。比如，当前我国各类产权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仍旧存在短板，还存在着司法执行标准不一，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成本较低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主体入市规则、权利保护等制度规则，让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市场设施要联通。有了全国统一大市场，还需要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将企业与大市场相联通。市场设施能否联通，直接决定了企业能否享受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红利。目前我国市场设施基本能够衔接产销、贯通城乡、联通内外，但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仍待加强、网络互联互通仍需完善、冷链物流仍需强化。为了加强市场设施的联通，我们要善于向数字技术借力，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打造现代流通网络、信息交互渠道与交易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应提高农村商贸流通数字化水平，让农产品适销对路；打造城市数字化消费场景，促进消费升级。

  要素和资源市场要统一。所谓要素，不仅包括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还包括知识、数据、管理、技术等。我国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依然不高。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农民工无法获得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收入、同等的社会保障；对于资本要素而言，本地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当地银行贷款，导致“连年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严重占用创新资源，恶化债务结构；对于数据要素而言，数据产权、交易、流动和跨境传输等方面的市场发育明显不能适应我国创新发展……针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不同要素的特性，我们要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促进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并尽快发展数据要素市场。

  商品和服务市场要统一。商品和服务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环节能否通畅，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旦发生商品积压滞销，就会中断经济运行链条，带来一系列连锁负效应。目前，一些互联网巨头凭借技术优势，赢者通吃，成为垄断巨无霸，导致商品价格偏高，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或公共利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矛盾依然存在，并产生了“网红”商品过度营销、直播带货质量参差不齐等新的侵权问题，影响消费者权益。我们应进一步消除市场壁垒，加大反垄断力度，促进公平竞争，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商品和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监管要统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落地，关键在于执行。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论多么完善的战略规划，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加强监管，不在于监管多严，而在于执法统一、监管规范，规范市场主体的不当逐利行为，把该管的事情管到位。目前，部门行业监管标准未及时修订，市场标准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市场监管者积极性不足；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仍不够完善，监管能力、手段和经验不足，难以适应创新发展需要；政府部门间仍旧存在信息共享机制补偿，利用数字技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要以促进监管能力现代化为重点，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提升监管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商品到要素、从封闭到开放的全方位、系统性、根本性转变，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要实现更大的跃升，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都与“大市场”建设密切相关。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大市场”为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市场体系打通阻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打造高品质生活，需要高标准的市场商品供给。可以说，只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充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才能将稀缺的资源要素配置到效率更好、效益更大的企业和地区，才能提高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

  建设“大市场”的关键，是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其中，“有效市场”是基础，“有为政府”本身不能追求直接收益，而是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供产业政策指导、协调利益矛盾等方式，更好地促进“有效市场”的形成发展。同时，“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不同领域发挥不同作用。具体而言，在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领域，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尽快建设去行政化的商会和行业协会，放手让市场主体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在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领域，比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性很强的领域，则应大幅度增加政府职能，让政府有形的手发挥更大的作用，避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受到侵害。

  建设“大市场”的重点，是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毫无疑问需要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打破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需要中央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标准体系，用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需要中央政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扩宽地方政府税源，促进事权财权匹配；需要中央政府创新市场交易模式，推动传统商品市场与金融、物流和信息互动发展……但是，中央政府加强统筹协调，不是中央政府要收回权力进行计划管理，相反，是为了更好引导地方政府有效作用，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为，仍旧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引导地方政府进行转型，更为关注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追求增长效率和创新发展；引导地方政府主动把遍布于市场各个角落、环节、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一一找出来，并给予妥善的处置；引导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外企业一视同仁，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形成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